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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啊。”
“今天，是不是好日子？”
“也是。”
“那今天，咱们去办结婚证怎么样？”
他怔住，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为难地说：“……一定要结婚吗？就这样过不行吗？不是我不愿意，我是怕活不长，你又成了寡——”
“你严肃点。”我板着脸。
“嗯。”
“‘嗯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‘嗯’就是说，如果你一定要结婚，我没意见。”
“就这么马虎吗？没有单腿下跪什么的？”不公平啊，怎么老是我吃亏啊！以后他都会说了，都是我赶着要嫁给他的。
“人家就一条腿……你同情一下嘛。”
我拖着他进了民政局。办理结婚手续的是一位大婶，挺和气。
“证件都有吗？有照片吗？”
我从包里拿出几个本本：“这是我的户口本、身份证。他是外国人，这是他的护照、居留证。这是复印件，还有三张两寸近期免冠合影。”合影也不是近期的，十年前的。我把这些证件拿出来，有一种阴谋的感觉。
大婶检查了我们的证件，见沥川一直不说话，问我：“他不会说中文吗？”
“会的……他太激动了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。”我挽住他的胳膊，做亲密状。
“他是瑞士人，我们还需要他出具一份《婚姻状况证明》的公证，证明他现在没有配偶。”大婶对业务很熟悉。
我和沥川都傻眼了。
“说了吧，要你别来，你偏要来。”他严肃地看着我，“现在，麻烦了吧？”
“沥川，你不会是已经有个老婆了吧？”我抓狂了。
“我哪里敢？”
他拿出手机拨号。
“哥，我需要一个文件的公证件——《婚姻状况证明》。”
“你说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“快点吧。”
“嗯，就这样。”
四句话交代完毕，他收线，对我说：“我哥今天去办，晚上坐飞机，明天到昆明。”
“行，效率挺高。”我给大婶一盒瑞士巧克力，“大婶，我们明天再来。”
第二天，我照常上班，到了下午，我们手牵手，又去了民政局。沥川说，Rene和霁川都已经到了，他们会拿着《婚姻状况证明》在民政局等着我们。到了大门口，果然看见了他们，都一本正经地穿着礼服。我和沥川都只穿着日常的衣服。
我有点郁闷，对沥川说：“咱们应当穿得正式点，你说呢？”
“用不着吧。咱们俩走到哪里都是一对俊男靓女。”
大家互相拥抱，Rene和霁川祝贺我们。我和沥川进去办好了结婚证。出来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门口站了好多人，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还有外国人，全都一本正经地穿着礼服。大家都用激动的眼光看着我们。
我回头看沥川，发现沥川也怔住了。然后，里面有两个混血模样的高中女生，忽然齐齐地尖叫：“Alex！小秋！We love you！〃
沥川向她们点点头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小秋，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和亲戚。”
我的腿有点哆嗦，面前有三十多个人呢。我低声问他：“这么多……都是的吗？”
“来了一半吧……主要的都来了。”
“这是外公、外婆。”一对很慈祥的老爷爷和老太太，“你的围巾是外婆织的。外婆一共有五个孙子，她给每个孙子的媳妇儿都织了一条围巾，连Rene都有一条。呵呵。”
沥川的外婆是法国人，抱住我说了一大堆法语，然后亲个没完。
“这是爷爷、奶奶和爸爸。”
沥川的爷爷我已经认识了，老先生呵呵地笑了几声，说：“原来安妮就是小秋呀！完了，我一见面就把她得罪了。没关系，爷爷到时候好好地陪你玩遍苏黎世。你别盯着沥川，说到玩，王家的人数我最会玩了。”沥川的爸爸也是瘦高的个子，看得出，他年轻的时候也很英俊。奶奶的个子倒不高，还有点胖，一头银发微微带卷儿，乐呵呵的，挺干练。奶奶拉着我的手不放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这么好这么漂亮的闺女，沥川这些年多亏了有你，沥川真是好福气呀！”
沥川一个一个地介绍：“这是叔叔、婶婶、舅舅……这是我的表妹、侄女……”
每个人都上来祝贺我，和我拥抱。接着，我听见远处有个小伙子背着双肩背包向我跑来：“姐！姐！”
啊……小冬！
“小冬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“有人打电话到我们系办公室，说给我买好了机票，让我过来参加你的婚礼——他的中文我听不太懂，以为就是姐夫。”
我摸摸他的头，说：“那个不是姐夫，是Rene。”
沥川笑着过来和他握手：“你就是小冬，我是沥川。你姐总是提起你，我们总算见面了。”紧接着，又来了一辆出租车，里面下来了的四个人却是我和沥川都熟悉的。
我们连忙过去叫道：“姨妈！姨父！表姐！表姐夫！”
婚礼之后，沥川坚持要带我去欧洲旅游。鉴于他的身体状况，我坚决不同意。我们一如既往地住在昆明，每半年去瑞士看一次医生。
我们第一次以夫妻的名义进瑞士海关时，沥川一本正经地将一个红本本交给了海关的官员。那人研究了半天，问道：“先生，您的证件？”
“这就是。”
“为什么上面全是中国字？”昏，那老外居然知道什么是中国字。
“这是结婚证。”沥川说，“护照我太太拿着呢。”
那个老外呵呵地笑：“你拿结婚证干什么？”
“我太太让我过海关时拿着，证明我结婚了。”
“噗——”海关官员忍俊不禁，当地一下，给我们的结婚证也盖了个戳，“祝你们新婚快乐！”
过了关，沥川认真地收好了结婚证。我说：“沥川，戏弄海关，影响不好。咱们下次不玩了哈。”
“怎么不玩？每次都要玩。”
（完）
番外1
N年之后的某个圣诞夜。我和沥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夜深人静，沥川忽然问：“我们认识的那一天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“记得，记得挺清楚的呀！”
“那我就考考你，是你的记性好，还是我的记性好。”
“我的，我年轻，当时正是记忆力最旺盛的时候，一天能背一百个单词。”
“那天，”沥川说，“你把咖啡泼到我身上的时候，咖啡厅里放的是什么音乐？”
“……让我想想。嗯，放的是收音机里的音乐。”废话。
“收音机里的什么音乐？”
“……流行歌曲。”
“哪一首？”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嗯。”
“男的唱的还是女的唱的？”
“女的，肯定是女的。王菲。那时最火的人就是王菲，电台天天放王菲的歌。”
“王菲的哪首歌？”
“……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”
“不是。”
“不是？哎，沥川，你听不懂中文就承认好了。是王菲，她正在唱那首‘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’，然后，我给你端咖啡，我还记得那句呢，留着你隔夜的吻，感觉不到你有多真。想你天色已黄昏，脸上还有泪痕。”
“你的想像力真丰富。”
“不是的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那是什么？”
“Rhapsody in Blue。”
“就是那个爵士风格的，有点靡靡之音的曲子？”
“靡靡之音是什么意思？”
“这典故太深，译成英文，就是Decadent music。”
“No。”
“好吧。难怪每次咱们生日你都弹这只曲子。我还觉得挺奇怪的呢！”
“多少年了，我一直想唤起你的记忆，你就是一次也想不起来。我很郁闷啊。”苦恼的人说。
“那天我第一次打工，很紧张啊。我只光顾着记menu和学习收银机，没留意音乐的事儿。你问别的，别的我都记得。”
“别的你都记得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“当然。那一天对我来说，也很重要啊。”
“那么，我问你。那天，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的。”
“褐色的。”
“不对。”
“不对？不可能。我记得很清楚，褐色。”
“你是不是把咖啡倒在我身上了？”
“是呀。”
“咖啡是什么颜色？”
“咖啡色。”
“那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呢？”
“褐色。”
“真是……榆木……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
“什么也没说。”
“不是褐色？”
“不是。当然，咖啡泼上去了就变成褐色了。我问的是在那之前的颜色。”
“不记得了。你告诉我吧。”
“不告诉你，慢慢想。”他有点沮丧了。
“问个简单点的吧……不能搞得我不及格呀，老公。”
“好吧，问你一个简单的。那天，我的手上有什么。”
“哪只手？”
“左手。”
“你的手上……肯定没有结婚戒指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好像……也没有大包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没戴手套。”
“没戴。”
“你在用计算机，所以手上肯定也没有铅笔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你手上有什么？”
“你是想不起来，还是根本没有注意？”
“……没注意。”
“我的手指上，贴着一个白色的邦迪。那天我削铅笔，把手指削破了。”
“好吧。我不及格。”
“你为什么不及格？这说明，你根本没注意到我。”
“真是天大的冤枉，不注意到你会把咖啡泼你身上？问题在于，我当时就只注意到了你的脸。”
“好吧。那我，就考一个关于我的脸的问题，你一定得答出来。答不出来就要休妻了。”
“你问，你问。只要是你脸上的问题，我绝对能答出来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！”
“那天，我对你笑过没有？”
“答案非常肯定。没笑过。你一直板着脸。”
“不对。”
“你绝对没笑。”
“咖啡泼了之后我当然没笑。可是，抬头看你的时候，我是笑着的。”
“没有。”
“有。我要是不笑，你肯定不会把咖啡泼到我身上。”
“你的嘴角好像是弯了一下，不明确。”
“谢小秋同学，那就是笑。你一个也不对，得了零分，怎么罚你？”
我大声说：“等等，不能光是你考我，我也要考你，没准你也得零分呢。”
他吃了一口爆米花，说：“你考，我肯定是满分。”
“那天，我穿的是什么衣服。”
“黑色T恤，墨绿色的围裙。黑裤子、黑皮鞋。”
“我的发型……”
“马尾辫，绿色皮筋，上面还有两个蓝色的玻璃珠子。”
“涂了口红没？”
“涂了，樱桃色的，对吧？”
“我和你说的第一句话是……”
“俺们跳来不里烧来，蛇！”他学我的口音，女声的，挺像。我跳起来拧他。
“噢！噢！”他叫，“又来搞家庭暴力！你以前满温柔的呀。”
“刚才那几道是基础题，下面开始问难的了。”
“问吧问吧。别拧我就行。”
“那天，除了工作服之外，我还穿过什么衣服？”我存心难为他，因为那天我进门之后，过不了十分钟就换了工作服。沥川不可能注意到这一点。
“你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毛衣。紧身的那种。双肩背包，包上吊着一串钥匙。胸口挂着一串珠子，什么颜色都有。下面是绿格子的迷你裙，白球鞋。像隔壁邻居家上初二的小女生。”
这回轮到我震惊了：“你怎么知道得这么细？”
“你对着一辆车的车窗理裙子，又掏出镜子理头发。你对着镜子咧嘴笑，看看牙齿白不白，还把脸蛋揪了揪，想弄红润一点。头发有点乱，你对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，把头顶的几根毛弄顺